摘要：前不久，國土資源部咨詢研究中心在北京山水賓館舉行的2015年工作會議，專門安排了三場業務交流。其中有一場主題是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建設。來自國土資源部門、礦山企業、研究機構和行業協會的代表圍繞該主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鞠建華作為歸口管理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建設的國土資源部規劃司的主要領導在會上做了演講。
今天，在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里輸入“綠色礦山”，在0.008秒內，便能跳出1270萬個相關條目，包括11.3萬張圖片。如果放到10年前，這個數字是不可思議的。
“2012年，我們在內蒙古滿洲里召開綠色礦山經驗交流會，當時會場只能容納500人，結果參會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只好在旁邊又加了一個分會場，通過大屏幕直播。”中國礦山企業對綠色礦山的熱情，讓國土資源部規劃司司長鞠建華至今記憶猶新。
前不久，國土資源部咨詢研究中心在北京山水賓館舉行的2015年工作會議，專門安排了三場業務交流。其中有一場主題是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建設。來自國土資源部門、礦山企業、研究機構和行業協會的代表圍繞該主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鞠建華作為歸口管理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建設的國土資源部規劃司的主要領導在會上做了演講，并受到歡迎。
2007年的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上，時任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首倡“發展綠色礦業”，社會的目光開始從礦業和環境的對立轉移到兩者的統一上來。同時，越來越多的礦山企業也參與到綠色礦山建設之中。
2008年11月25日，中國礦業循環經濟論壇在廣西南寧舉行，中國礦業聯合會與11家大型礦山企業倡導發起簽訂《綠色礦山公約》，得到礦山企業的積極響應。
截至目前，國土資源部共公告四批、661家國家級綠色礦山試點單位，其中首批35家國家級綠色礦山已通過驗收。
但在全國10萬余座大小礦山的龐大基數面前，這600多家綠色礦山企業盡管是先行者，但他們走得有點孤單。
往前走需要法治保駕
近年來，很多過去粗放式發展的礦山企業通過改制、轉型等方式，不僅做到了“洗心革面”，更成為了帶動地方經濟、造福一方百姓的社會“正能量”。這其中就有湖南省安化渣滓溪礦業有限公司。
自2009年改制以來，該企業成為該縣第一納稅大戶，帶動所在的奎溪鎮生產總值增加了近4倍，農民人均收入翻一翻。公司還先后投資數百萬元，為當地架橋修路、建設農村安全飲用水系統。
“我是個‘帶兵打仗’的，企業只要有錢就應該搞綠色礦山。”該公司黨委書記曾慶斌說，環境治理關乎千秋萬代，是實現“雙贏”的基礎，對此企業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針對礦區環境污染的歷史遺留問題，企業5年間投資近億元，全面治理了井下污染物排放處理系統，經當地環保部門檢測，“三廢”零排放合格率在98%以上，基本消除了對農作物的危害。“投資3.9億元的采選冶節能環保改擴建生產線正在施工建設中，預計今年將正式投產。”
但當說到企業的生存環境，打造了這支“鐵軍”的曾慶斌不由的皺起了眉頭。
一方面，雖然企業為礦地和諧做了不懈努力，但一些當地百姓的訴求主張卻愈加無序，“企業施工要立高壓線座，需征用一戶農家20平方米土地，該農民提出要價200萬元，折合每平方米10萬元，達到寸土寸金，比北上廣房價還貴，被我們拒絕后，影響工程進度2年之久。”另一方面，屢禁不止的非法盜采、一天轉幾輪的“行政檢查”、部分行政人員以辦事換優惠，著實讓他們疲于應付。
據中國礦業聯合會在全國范圍的調研情況反饋，礦區群眾在征地、征山、農賠上向企業漫天要價，以暴力手段逼迫企業停產停工等無視法律法規的現象在一些地區仍然較為突出。
礦山企業要想生存，必須花大量精力和所在地政府“搞好關系”，否則就意味著“麻煩不斷”，或許是當下中國“公開的秘密”。然而現狀是，即便“搞好了關系”，有些矛盾還是一觸即發，也并不能避免職能部門在礦地矛盾上“當觀眾”、在查處違法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和諧是一種理念，只有依法才能真正實現公平，政府及有關部門的管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能全面提高，和諧礦區才真正有章可依。”貴州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赤兵認為，當務之急是完善頂層設計，用法制為和諧礦區建設保駕護航。
明確定位好辦事
“尤其問題一旦變得尖銳復雜，有關部門往往又將處理各方矛盾的難題推給企業。”一家礦山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說。
缺少統一的頂層設計，導致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和諧礦區建設中的地位和責任不明。
“政府引導，協會跟進”，這是國土資源部推進綠色礦山、和諧礦區建設的工作方針。即明確政府的角色定位，進一步發揮研究機構和行業協會的作用，以加快政策配套的制定，制定量化具體標準。
為了讓和諧礦區建設早日有章可循，國土資源部和相關研究機構、行業協會一直沒閑著。2012年來，國土資源部開發司連同中國礦業聯合會、中國礦業報社，先后赴和諧礦區建設試點省內蒙古自治區以及云南、貴州等省進行實地調研，進政府、走企業、訪群眾，并廣泛征詢專家意見。
最終，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基礎，以企業和地方群眾最終實現利益共享為目標的“和諧礦區建設指標標準體系”成型了。
在這個體系中，首次設立企業、政府雙主體，并將政府推動納入考核項，占指標的30%。由企業對政府的公共服務效能、企業規費征收情況、企業外部生產條件、礦權人合法權益保障進行打分，以此考核地方政府對礦山企業可持續發展所給予的支持情況。
同時，針對缺少行政部門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支持，沒有國家層面的指導性文件和剛性要求，使和諧礦區建設很難到位的問題，近年來，國土資源部會同有關部委，以標準體系建設作為工作重點，加快完善頂層設計。
2013年12月，由發改委牽頭，國土資源部等六部委聯合印發了《國家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方案》，《方案》明確將綠色礦山建設作為重要考核指標。同時，作為綠色礦山建設延續和深化的和諧礦區建設，也正在走向制度化和規范化。去年，國土資源部黨組提出將綠色礦山和和諧礦區上升為國家戰略統籌建設，納入地方政府考核辦法。
鞠建華表示，作為重點工作，目前國土資源部正由點到面，整體推進綠色礦山建設，力爭在2020年形成基本格局。主要考慮在稅費問題、科技合作、示范工程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在礦業權配置、土地配置上更多的向綠色礦山傾斜，以更好的調動企業積極性，鼓勵引導社會參與。
可以說，在制度層面上，和諧礦區建設正從單個部門走向社會共建。
科研加分要給力
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建設需要社會的理解與呵護，綠色礦山企業的科技創新也同樣需要得到社會認同。
在我國，絕大部分礦山仍面臨裝備技術落后、產業集中度低的問題，而建設綠色礦山一般以系統化的技術創新和生產設備的一系列升級改造為支撐，這意味著企業大量的資金投入。對此，受制于資金技術的小企業“望洋興嘆”。其實，走在前面的大企業也時常感到“心里拔涼拔涼的。”
2011年，湖州新開元碎石有限公司被國土資源部認定為首批國家級綠色礦山試點單位，但3年過后，總經理姚紹武卻高興不起來，因為“現在盡管作為國家級綠色礦山，卻仍改變不了社會對礦山企業的傳統看法。”
“其實我們的現代化礦山，早已不是社會印象中那種‘晴天一片灰，雨天一路泥’。”姚紹武介紹，“高起點”建礦的企業在中國還是鳳毛麟角的。20年前，公司就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和生產工藝，按大型現代化礦山要求進行項目設計和建造。多年來，通過與高校及科研機構“聯姻”，公司目前在資源綜合利用、節能減排、清潔生產等方面已取得26項專利，并將科技創新成果分享給其他礦山企業。
然而，就是這樣一家在改造傳統礦山開采和資源利用方式上引領了行業進步的企業，卻被評價體系擋在了國家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政策的門外。2012年、2013年，公司兩次申報高新技術企業，均被有關主管部門以目錄中沒有骨料項目為由否決。
“這真給礦山企業追求科技進步與創新潑了一瓢冷水。”姚紹武說，在如今的礦業形勢下，企業建設綠色礦山所付出的代價本身就遠超市場成本，缺少政策支持更讓他們感到“壓力山大”。
姚紹武提出，是否可以從調整和完善現行資源稅費政策方面出發，給予綠色礦山企業更多支持。“如運用科技手段對礦產品綜合利用免收資源費，以鼓勵企業開展科技創新，推動資源節約、發展循環經濟。”
作為全國礦山的典范，綠色礦山企業在獲得財政資金支持上的優勢其實并不明顯。
“目前的專項資金基本是針對礦山綠色發展的某一個方面，在使用上呈現‘碎片化’。”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趙全厚坦言，加之綠色礦山的試點數量偏少，短時間內整體推動礦業的綠色發展，還面臨很大挑戰。
人與人的和諧靠機制
如果說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綠色礦山建設已屬不易，那么協調人與人關系的和諧礦區建設則更加復雜。
“它的工作涉及礦業、農業、環保、社會事業、基礎設施建設、新農村建設、土地復墾整治等方方面面，僅憑一份部門文件遠遠不夠。”中國礦業聯合會發展研究部主任郭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一時一刻的和諧礦區做得到，可持續的和諧難做到。”
法律蒼白的背后，是工農協調發展以及如何解決失地農民長期生存發展的現實問題，也暴露出長期以來政府在角色上的錯位和缺位。各地的實踐越來越顯示出，和諧礦區建設不是單一的礦產資源管理或礦業經濟問題，而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此，打造一套長效機制至關重要。
在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如何讓企業、礦區群眾和政府都滿意?郭敏認為，其中關鍵就是尋找相關方的利益平衡點，“需要一個能夠實現利益共享和矛盾化解的機制。”
政府到底應該在和諧礦區建設中扮演何種角色?從“衙門式”向“服務型”轉變，是共同呼聲。規范行政管理職能，取消部分冗雜的審批事項和環節，減少對礦山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將行政管理重點放在為企業創造良好環境、工農關系，協調環境保護等方面。
補償礦區群眾利益有更好的途徑嗎?“探索礦山征地中農民以土地使用權作價入股”，王赤兵認為這種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失地農民長期利益。此外，他建議，各級政府從所收到的礦產稅費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礦區環境和群眾利益補償基金。
怎樣縮小工農差距?曾慶斌的答案是：“輸血不如造血。”將礦業發展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把單向對農村農民支持、資助的方式，轉變為鼓勵辦經濟實體，多為礦區周邊鎮村出“金點子”，提供就業機會。
“目前公司80%以上的員工都是當地村民，有些骨干還成了公司中層領導干部。”姚紹武認為讓當地百姓參與公司發展很重要，“還可以優先將礦山輔助工程項目及清潔、綠化等后勤工作直接承包給村委會或村民，輔助當地經濟發展。”他說。
新聞宣傳需跟上
有人說，是新聞輿論催生了“和諧礦區建設”的提出。雖然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媒體的新聞報道確實正發揮著不可小覷的“力量”。
2011年5月，某“內參”一篇題為“河南采取嚴厲措施從嚴治礦”的報道引起溫家寶、李克強等的關注，他們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對當前礦產資源管理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從制度上加以解決。隨后，央視“湘江有色礦亂采濫挖造成湘江嚴重污染”的報道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要求拿出徹底根治湘江污染的辦法。同年10月，國土資源部向國務院上報了《關于礦產資源管理情況的報告》，11月5日，中央領導對國土資源部提出的這一報告給予了肯定。至此，和諧礦區建設試點的建議被國家層面采納。
從媒體的角度來為和諧礦區建設支招尚不多見。在國土資源部咨詢研究中心舉行的以“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建設”為主題的業務交流會上，中國礦業報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趙臘平應邀做了《加強和諧礦區建設新聞宣傳工作的若干思考》的演講，受到與會領導與專家的肯定。
趙臘平認為，在我國，和諧礦區建設尚是一項探索性極強的工作，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無論是頂層的制度設計，還是具體的運作模式，都需要進一步提升與完善，也需要得到社會的了解和支持。在這個過程中，及時有效的新聞宣傳不可或缺。
那么，我們該怎樣報道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建設，才能贏得傳播效益的最大化?趙臘平認為，首先在立意上得觀大勢。“媒體不能就宣傳而宣傳，而應該站到更高的角度，來謀劃與宣傳與推動這項工作。”
何謂“大勢”?就是找準和諧礦區建設與依法治國、實現中國夢、健全礦業治理體系以及提升治理能力的內在聯系。尤其要加強對礦產開發利益分配機制的關注和研究。礦產開發利益分配機制是管理職能轉變的最大障礙，也是改革深水區中的重點。但它牽涉面廣，且各地情況千差萬別，所以頂層設計難度很大。
其次，在寫法上要努力發現和尋找領導和社會公眾關注的結合點，形式上突破常規，吸收《華爾街日報》、《南方周末》等解釋性報道的寫法，以細節動人，以故事動人，以情感動人。
此外，在新興媒體優勢凸顯、信息爆炸的今天，尤其要重視網絡、手機、微信、微博、移動客戶端等新媒體的運用，迅速形成立體交叉的宣傳報道網。
最后，新聞單位或媒體還可以通過內部參考、情況反映等形式向政府報告有關的敏感及難點問題，以贏得化解問題的先機與主動性。
編輯：金哲
